注：展览没有开幕式

1966年，纳瓦霍部落首领山姆·亚齐向两个影像研究者提出一个问题：制作影像对绵羊有好处吗？

刘伟伟：《96个目击者》，影像，20:42，2017

这个提问来自于纳瓦霍电影项目——被称为第一个有关原住民使用电影或影像的实验研究。尽管这个项目试图让原住民制作出属于他/她们自己的影像，但在后来却被批评为枯燥且让原住民对相机的使用屈从于研究的需要，而不是基于他/她们自己的现实需求。

卤味高清频道：《小飞历险记》，影像，33:14，2016

西三电影制片厂主视觉，源自贾法·帕纳西的《这不是一部电影》

为何在今天还要讨论影像？更应该说，在今天，我们期待着独立影像能承担起一种自主的媒体责任，去挑战即有的公共话语建构。即期待它能共享信息，亦希望能作为一种话语建构的媒介，并期待着在这个过程去实践不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协作关系。正是基于对这种期待的渴望，才有了“影像对绵羊有好处吗？”这个展览。

自1960年代便携式摄像机诞生以来，镜头即被人带出影棚，走入家庭、走入街道、走入社区、走入原住民部落的房子、走入工厂、走入许多被隐蔽的角落。它不断地被尝试，为争取自主话语空间的行动者所运用——作为一种工具、一个见证者，甚至一种武器（不可否认的，它亦是简化大脑思维结构的娱乐媒介）。从历史角度来说，影像工作经历了三个不尽相同的阶段：第一，使用录像在活动中共享信息（录像作为一种自我组织工具）；第二，录像用作反信息（录像作为一种在生活中建构话语的工具）；第三，在现阶段，录像被用以最大限度呈现一种针对集体性的替代世界观。

新工人影像小组：《直播梦蛇（剧情片）》，影像，44:31，2020

徐坦：《游江－1》，影像，19:12，2014

作为一种工具，它：录下城市打工者在其真实处境中所自然流露的各种生活细节（新工人影像小组）；关注社会边缘群体和少数弱势群体——麻风村中的人（有影迹纪录工作室）；关注百姓生活、记录真实故事、揭露社会隐情（卤味高清频道）；记录生活在此处的人，关于此时此刻之真实（西三电影制片厂）；拍下残酷的污染现场与深受其害的受难者（重金属乡村巡演）；作为追问、话语重置（徐坦）；甚至它就要如一根刺，让人看到无法下咽的社会现实（刘伟伟）。

有影迹纪录工作室：《访村地图》，2016-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