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插图绘画：iago

在这一年的实践中，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艺术实践，我越来越发现只有主体间性，而不存在一个孤立的主体性，但大部分人并不这么认为，依然无意识地要求人的绝对独立，或者有时候将他人的境遇当作材料，19年间，我看到对主体性的看法不知觉间对人造成了伤害，也看到强调主体间性的艺术实践的力量。因此，我把18年新造空间做联合驻地的时候邀请黄奕来讲的内容重新整理分享出来。

——iago

时间：2018年10月31日  19:15

主题：《时间与主体：田野写作的两个关键问题》

讲述：黄奕

与谈：现场参与者

地点：新造空间1号工作室

黄奕，人类学家，平时担任田野研究训练营和社会发展理论夜校课程的学术导师。也流连于定海桥互助社（上海）和上阳台（广州），同时参与了以上两个项目的共治计划，做着一个懒散青年艺术家（的梦）。尽管（自以为）对人类学民族志写作技艺最为熟悉，但仍希望我有无数“声”，能够用不同的声音和发生“声”的方式来讲不同的故事。也希望我有无数“身”，成为一个本体混杂的人，但人生终极目标依然是做一个storyteller。

本次分享，黄奕将会从他的田野研究和写作经验出发，尝试探讨在今天的批判性人类学理论视野下，如何理解写作过程中对“时间”和“主体”问题的处理。田野写作过程中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涉及到了写作者与“写作对象”之间的权力关系问题，也涉及到了我们如何认识世界的认识论问题，进而尝试回答，为什么我们对这些权力关系和认识论的反省对于田野写作是极其重要的。

新造空间联合驻地海报

我今天讲的东西是从我接受的人类学的学科脉络和语境为背景的，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陌生的，可能达不到交流的效果，那么也请大家指出。

今天想讲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类学对自身的写作工作有着长时间的反省，而人类学的写作工作又离不开它是怎么生产知识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又有两个方面。我们都知道人类学中很重要的方法叫田野调查，它要求我们去到某个地方，参与本地生活，并与那个地方建立深入的关系——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得知识，进行知识生产。对人类学来说，知识生产有两个阶段，一个是田野调查阶段，另一个是离开田野调查地以后的民族志写作阶段。因此对人类学的反思是包含这两个阶段的，而不仅仅是写作的问题，还有如何获得知识的问题。

在我所接受的只是人类学训练中的其中一脉，我在英国读的是社会人类学，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传统更关心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问题，这跟他们的殖民历史很有关系。美国的人类学叫做文化人类学，他们认为文化对于创造人类生活而言是很重要的，主张文化相对论，这个视角跟那个年代（19世纪末）很流行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视角互相对垒。法国的也自成一派，是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主张从象征体系出发的深层次的文化结构分析。在今天，这些归入社会科学领域的人类学学派之间的分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一般都会合称“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用于区分法医人类学、分子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等等。也因此我所讲的反思更多的是从我接受的人类学训练这里来的。

我们所说的反思都是从权力关系开始的，那么是从哪种权力关系开始的呢？就是从殖民与后殖民开始的。

最早的人类学家我们称之为“摇椅人类学家”，他看着那些从殖民地回来的传教士、商人、官员带回来的当地的风情录来做研究。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是从一个叫马林诺夫斯基的人开始确立起来的。他是波兰人，去了英国后成为英国人类学的奠基者。他的工作就是在西太平洋的一个群岛上带了很长时间，学习当地人的语言，观察、记录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情况、社会组织结构等等。这也是今天人们对人类学的刻板印象：学一门异民族的语言，并在当地生活几年，成为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精通者”，并异民族的社会文化情况记录下来。同时，这个“异民族”群体会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物理边界，譬如一个小岛、一个村庄，而且最好没有受过“现代文明的污染”。

马林诺夫斯基